「摘要」论文深入解构了输入性金融风险视域下宏观审慎管理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理论机制，认为在外部不利冲击下，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向上调整可改善信贷资金期限结构、减少信贷集中度；在外部有利冲击下，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向下调整也可改善信贷资金期限结构、减少信贷集中度，从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以全口径外债规模和增长率作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的代理指标，并运用2014—2022年季度层面中国商业银行微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宏观审慎管理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全口径外债规模和增长率变动能够显著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即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显著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第二，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不仅显著改善银行信贷资金期限结构，也显著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进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第三，在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银行流动性风险较高的银行中，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
「关键词」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全口径外债
一、引言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要“防控输入性风险”。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要“维护金融市场稳健运行，规范金融市场发行和交易行为，合理引导预期，防范风险跨区域、跨市场、跨境传递共振。”一方面，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际经济形势和国际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全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因素明显增加，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经济全球化多极化可能遭遇逆流。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及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升，我国同全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实体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以重大金融冲击、贸易摩擦事件等为代表的重大外部冲击引发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很可能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近期伴随着美联储实施降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跨境资本流入，进而容易导致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遭受短期游资的冲击，这也使得我国面临的国际输入性风险急剧上升，进而容易引致境内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加剧。可见，外部冲击对我国金融风险溢入作用日益增加，外部风险逐渐成为我国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来源（方意、邵稚权，2022），这对我国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体系产生严重冲击（杨子晖，2020）。为此，在建设金融强国进程中全面防范化解输入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牢牢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是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新的发展格局下，面对国内外诸多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应对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国际金融竞争环境和内部金融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为了有效引导跨境融资有序进行，推动跨境资本流动健康发展，全面防范化解输入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以实现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2015年，我国率先在上海自贸区进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随后进行了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等一系列跨境融资体制机制改革措施，为牢牢守住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线提供了支撑。在以高质量金融开放驱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发展战略背景下，科学地、有规律地实施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能有效防范化解短期跨境资本流动这一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这是稳步推进中国金融高质量对外开放，在金融强国建设进程中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面临的重大发展课题。为此，本文将在我国已构建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约束机制主体框架基础上，尝试探讨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调节将如何影响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针对这一问题的解构与分析，将为中国“全面防范化解输入性金融风险溢出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新的科学理论诠释和经验证据，也为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以及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等提供微观内涵与必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与价值。
二、文献综述
在金融对外开放条件下，诸多学者针对金融对外开放产生的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的工具、策略和政策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包括基于宏观审慎政策视角下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工具与策略、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效果以及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政策协同效果的争论等等，为本文进一步分析宏观审慎管理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具有重要启发作用。
（一）宏观审慎政策视角下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工具与策略
主流文献主要探究了利用宏观审慎政策防范化解输入性金融风险。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来看，王有鑫等（2022）认为，针对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输入性风险，搭配宏观审慎政策数量型工具的防控效果较好；而外汇市场输入性金融风险，则搭配宏观审慎政策价格型工具其防控效果较好。胡小文（2020）认为，数量型与价格型审慎政策均能有效稳定金融系统，进而有利于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从宏观审慎策略来看，王心培、王金明（2023）指出，宏观审慎政策需搭配外汇政策，即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管制紧缩与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可显著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股市输入性风险的放大作用。杨子晖（2023）则提出强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配合防范化解国际风险冲击，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方意、邵稚权（2022）认为，防范化解输入性金融风险可采取外汇宏观审慎政策，也可采取货币政策，但不同类型货币政策产生的作用不同，且按照价格型宽松货币政策、结构型宽松货币政策和数量型宽松货币政策排序，其作用的效果依次递减。
（二）宏观审慎政策视角下输入性金融风险的防范效果
主流文献认为，宏观审慎政策对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积极的防范作用。证据表明，在防范化解输入性金融风险过程中，宏观审慎政策占据更加重要地位。Forbes et al.（2015）研究发现，宏观审慎政策有利于降低金融危机发生机率，而资本管制工具除资本管制外，表现的效果并不明显。另有学者指出，宏观审慎政策可有效降低中心国家的金融溢出风险，进而对输入性金融风险具有显著抑制作用。如，王有鑫等（2022）认为，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有利于显著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且因不同类型的输入性金融风险其防控效果不同，对于外汇市场输入性风险防控效果最佳，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防控效果次之。例如，以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为例，较多文献关注其政策效应以及对金融风险的化解作用，认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具有一定的防范效果。苗文龙（2021）指出，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的风险冲击具有一定的调控作用。何淑兰、王聪（2017）则认为，在跨境资本流动顺周期时，实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能有效地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温兴春、梅冬州（2020）也认为，在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顺周期双重情形下，实施跨境融资监管政策能抑制金融业开放对金融风险传导的放大作用。实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对于抑制银行危机发生的效果更佳。如，Ahmed & Zlate（2014）指出，以管制银行外汇为例，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帮助银行系统减轻汇率的波动性以及金融顺周期的影响，进而改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吴圣金等（2021）认为，在常规情况下，要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实施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有助于抑制其过度跨境借贷。另外，陆磊等（2022）也探讨了在国际利率提高、不确定性增加以及国外产值减少的不利情形下，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的缓冲效应、应对策略与最优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的设定。结果认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能对外部不利冲击产生的溢出效应实现有效的缓冲，同时，根据国际不同情形调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有利于缓解实体部门的紧缩压力和改善社会福利，从而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产生有利影响。
（三）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政策协同效果之争：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视角
已有文献对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搭配效果进行了系列探究，已形成了协同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的有利之说和有损之说两类争论。
协同有利之说。王有鑫等（2022）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可使得输入性金融风险防控效果达到最佳，虽然其证实了宏观审慎政策可以通过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降低输入性金融风险，但尚未明晰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的机制。Bruno et al.（2017）也提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能够有效减缓本外币贷款增长速度，降低资产价格上升速度，减少经济波动幅度。Claessens（2014）强调新兴经济体要更加注重宏观审慎政策同其他政策工具协同配合使用，有利于降低资本流动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和顺周期性。喻海燕、赵晨（2022）认为，为了更有效地调控跨境资本流动，必须构建并实施以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为核心的宏观审慎政策以及货币政策这一“双支柱”调控框架。此外，胡小文（2020）也认为，为有效调控信贷风险和汇率风险，实施信贷宏观审慎政策与跨境资本审慎政策双审慎政策组合是较优的政策选择，其中，前者以信贷增长和资产价格上涨为重点关注对象，而后者则以跨境资本与汇率波动为重点关注对象。
协同有损之说。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二者相互协调可能会降低社会福利损失。谭小芬、李兴申（2021）认为，宏观审慎政策搭配需要注意外界条件，当美国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时，紧缩性宏观审慎政策引发跨境债权资本净流入，使得宏观审慎政策有效性削弱，不利于防控输入性金融风险。马理、范伟（2021）发现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双支柱”体系可实现金融风险降低，而单独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或者货币政策难以实现稳增长与降风险之间的平衡。
（四）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视角下跨境资本流动引致的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
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政策工具、宏观审慎政策与其他政策协同以及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等，为有效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提供了重要思路。证据表明，在防范化解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过程中，宏观审慎政策占据更加重要地位（Bruno et al.，2017；喻海燕、赵晨，2022）。如，Forbes et al.（2015）认为，宏观审慎政策有利于降低金融危机发生机率，而资本管制工具除资本管制外表现的效果并不明显。为此，在逆周期，新兴经济体采用资本管制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可应对资本剧烈流入和经济过热（Ghosh et al.，2017）。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金融风险的化解作用，认为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具有一定的防范效果（王金涛、岳华，2023）。如，陆磊等（2022）认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政策能对外部不利冲击产生的溢出效应进行有效的缓冲，同时，根据不同国际情形调节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有利于缓解实体部门的紧缩压力和改善社会福利。
综上，已有研究探讨了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输入性金融风险防范的工具和策略、效果以及协同效应，同时也探讨了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化解政策工具、宏观审慎政策、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防范化解作用和效果，然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风险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边际贡献较高。鲜有文献从商业银行角度来考察调整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调节参数产生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效应，也就是探索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调节参数变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存在怎样的影响，且这种影响背后的作用机理又如何，同时探讨这种影响效应的差异性。为此，针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探讨跨境融资体制机制改革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厘清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调节参数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机理，不仅是全面开放新格局下稳妥地推进金融高层次高水平对外开放，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重点内容，也是应对国际不确定性和外部风险能力提升我国经济增长韧性的重要抓手，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作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意味着商业银行通过主动选择的经营、投资行为所引发的资产与负债的不确定性（马若微、林迎蕾，2024）。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的提高，商业银行跨境融资的自主性和便捷性不断增加，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和强度不断增加，外部不确定性以及国际中小银行破产风险也将进一步向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溢出。如，跨境融资产生过度的信贷扩张，可能导致家庭债务水平持续上升，企业杠杆率不断推高，特别是，非金融企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借款，一旦存在较高的套汇、套利、套价等套息交易收益时，这类非金融企业微观经济主体具有更高的风险偏好，非金融企业微观经济主体并不存在系统性地对冲货币错配风险的能力，从而提高整体杠杆率水平，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造成冲击。
首先，由于商业银行期限错配与流动性密切相关，商业银行期限错配存在较为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容易引发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同时商业银行期限错配增强银行之间关联度，使得流动性风险在银行间的传染性增强，不仅提高了单个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也相应增加了系统内其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其次，流动性错配程度增加将引起资金来源成本增加、稳定性减弱，也容易使得商业银行将资金投入到风险更高、期限更长的领域，进而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再次，由于银行资产负债端在银行经营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容易引发资产、负债遭受挤兑的冲击，也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从而导致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显著上升。如，期限错配使得现有银行持有的货币市场资产在期末展期内容易遭受利率上升的风险，进而使得银行风险上升。同时，当一国货币政策紧缩，以及宏观经济融资周期下行时，投资新增规模将迅速下降，实体经济将提取银行存款，银行负债端也将快速收缩。为保持资产端和负债端的平衡，商业银行将出售持有期到期资产等资产端资产，在货币政策紧缩及利息上升条件下，银行出售持有的到期资产将面临缩水的境况，致使银行资产端遭受损失。可见，一旦银行资产负债端发生期限错配，且银行现实损失被披露，银行存款者和投资者产生恐慌，就容易产生银行挤兑现象。最后，银行脆弱性程度与银行期限错配和货币错配程度显著正相关，且通过商业银行与企业间的信贷供需链条来实现。
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即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一方面，改变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下限，改变企业和金融机构国际国内筹集资金渠道，增加跨境资金流入灵活性，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进而缓解非金融企业因高杠杆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产生风险溢出，进而尽可能缓冲外部不利冲击对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陆磊等，2022），从而改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另一方面，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可优化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结构，控制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境外融资额度、融资规模和融资强度，进而改善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负债端压力，从而改善银行等金融机构投融资期限错配，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为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1：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一）信贷资金期限结构渠道
改善银行信贷资金长短期期限结构。当国际短期借贷资金流入银行时，银行通过金融工具将国际短期借款转化为国内长期贷款，将导致长期贷款在信贷资金结构中占比上升，也使得银行的国内长期贷款与国际短期借款在结构和期限上出现重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的调整，通过调节国际短期借贷资金流入规模、强度，降低银行将国际短期借款转化为国内长期贷款的速度，以及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等长期投资占比上升速度，改善银行资金长短期贷款比例结构。
一方面，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上调情形。当面临国外加息、国外产出下降以及不确定性上升等外部不利冲击时，实施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上调策略，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相应变大、跨境融资敞口空间增加，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强度相应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境外融资额度，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相应大幅提升。随着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动性不断提升，银行将增加短期信贷额度，且处于银行利润最大化原则，短期信贷增加额度高于长期信贷增加额度，相应地长期信贷在信贷资金结构中占比却会同时下降，促使短期信贷与长期信贷资金比例改善和结构优化，进而显著促进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下降。
另一方面，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下调情形。当面临国外降息、国外产出增加以及不确定性下降等三种外部有利冲击时，实施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下调策略，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相应变小、跨境融资敞口空间减少，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强度相应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拥有的境外融资额度下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相应降低。随着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动性不断降低，银行将减少短期信贷额度的同时也会减少长期信贷额度，且处于银行利润最大化原则，长期信贷降低额度高于短期信贷下降额度，相应地长期信贷在信贷资金结构中占比却会同时下降，促使短期信贷与长期信贷资金比例改善和结构优化，进而显著促进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下降。
为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2：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有利于改善银行信贷资金期限结构，进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二）信贷资金贷款集中度渠道
一方面，银行为了节约开拓新的市场、新的客户搜寻成本，降低新的贷款对象产生经营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银行选择将信贷集中投放在以往投放过的客户尤其是大客户上，如大型国有企业；增加向高利润行业、高垄断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密集型行业等以往投放的行业进行信贷投放，这也是银行完成业绩指标的快捷方式。因此，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充足时，银行容易实施较为集中的信贷投放，增加信贷客户集中度和信贷行业集中度。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存在盈利性管理目标，并兼有偿还国际债务本金和利息的压力，银行更加偏好将信贷资金配置到利润率更高的行业以及该行业中具有垄断性地位的企业。在商业银行信贷资金供给充足时，银行将信贷集中投放到某一个或几个行业，容易造成行业授信过度、行业产能过剩现象，商业银行也会将信贷投放到一个或几个大客户上，即使提高了贷后管理效率，但部分优质客户基于商业银行过度竞争演绎出来的授信竞争容易引发企业道德风险，即客户信贷过度集中带来的道德风险较高，造成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增加，无论是信贷行业集中还是信贷客户集中，一旦产生风险事件，连锁反应加快，提高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此外，随着贷款行业集中度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会显著下降，降低银行盈利能力，提高经营成本，相应增加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为此，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导致信贷集中度风险增加，形成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特别是，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且客户集中度的影响比较突出；且商业银行贷款行业集中度、地区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正向作用，为此，有理由认为银行贷款集中度提高相应增加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进一步分析可知，一方面，当面临国外加息、国外产出下降以及不确定性上升等外部不利冲击时，实施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上调策略，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相应变大、跨境融资敞口空间增加，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强度相应增加，企业和金融机构筹集资金渠道多元化。由于贷款组合的多样化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成本，进而有利于降低银行信贷违约风险。同时，这种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上调也会显著降低信贷资金因贷款集中度过高而产生的“风险偏好”“不良贷款率”“羊群效应”，从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另一方面，当面临国外降息、国外产出增加以及不确定性下降等外部有利冲击时，实施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下调策略，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相应变小、跨境融资敞口空间减少，跨境资本流入规模、强度相应降低，企业和金融机构拥有的境外融资额度下降，企业和金融机构筹集资金渠道变窄。随着银行等金融机构流动性不断降低，减少诱增信贷需求程度，弱化“羊群效应”进而降低银行杠杆率。一旦借款人产生违约行为，导致银行难以有效收回贷款本息，引发信贷违约。在面临国外降息、国外产出增加以及不确定性下降等外部有利冲击时，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下调，可有效控制银行信贷资金供给，进而降低银行信贷违约率。
为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3：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有利于弱化银行信贷集中程度，进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四、研究设计（完整版详见知网）
五、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2显示了为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政策实施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效应的检验结果。第（1）-（2）列为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未纳入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而第（3）-（4）列则为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同时纳入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其中，第（1）和（3）列lnMPA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全口径外债规模每变化1个单位，则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则下降1.551个单位和1.494个单位；这说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强度每提高1个基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分别降低1.551个基点和1.494个基点；进一步分析，第（2）列和（4）列MPAbd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均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全口径外债增长率每变化1个百分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则分别下降10.8%和98.9%；这说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强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则分别降低10.8%和98.9%。再次表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对参与银行的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负向作用。也就是说，宏观审慎管理能够显著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在控制变量中，银行资本充足比率、银行资产回报率、银行成本收入比和资产规模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银行拥有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资产回报率越高、银行成本收入比越高，其风险承担水平越低。银行资产规模大，意味着其市场份额较广、市场竞争优势明显、投融资渠道更加多样多元，相应风险承担水平更低。银行净息差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越高的净息差可能越会激励银行投资高风险项目，从而承担更多风险。非利息收入占比，这表明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银行更倾向于采取激进的资产配置行为，主动承担更多风险。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银行风险承担与当前经济增长态势负相关，主要原因在于良好的经济增长态势会提高借款者经营绩效和获利水平，借款者贷款违约的概率降低，同时银行当前持有借款者资产的价值进一步提高，银行流动性显著上升，进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金融发展程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银行风险承担就越低。货币增长率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负，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金融市场中资金流动性显著提高，有助于改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人民币汇率则提高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却并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择银行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替换变量。具体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对银行不良贷款率、正常类不良贷款占贷款比、关注类不良贷款占贷款比、次级类不良贷款占贷款比、可疑类不良贷款占贷款比和损失类不良贷款占贷款比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一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口径外债规模变化还是全口径外债增长率的变化，均对银行不良贷款率及其不同维度不良贷款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也说明了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2.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进一步更换核心解释变量以检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的稳健性和可靠性，即以每季度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变化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替换变量。结果表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变化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由于篇幅限制，后续稳健性估计结果暂未报告，结果备索。
3.内生性处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本文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和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两种估计方法来尽可能缓解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可能产生的内生性偏误。结果显示全口径外债规模和全口径外债规模增长率的估计系数依然都显著为负，意味着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会显著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这说明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没有改变核心结论，显示本文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4.变更样本
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2014—2019年样本期和2020—2022年样本期，以检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在两个分样本中，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也显著降低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表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5.引入滞后项
针对被解释变量引入前置项和核心解释变量引入滞后项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滞后项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也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估计结果依然保持稳健性。
六、影响机制分析（完整版详见知网）
七、异质性分析
（一）不同商业银行类型
表7显示了异质性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在大型商业银行中，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抑制作用，但并不显著；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则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也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在于，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由于资产规模较大，在金融对外开放条件下表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可通过调整贷款规模来维持收益和风险平衡。因此，在大型商业银行等资产规模较大的银行中，实施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对其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可能不如对资产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抑制作用显著；而资产规模较小的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可能更加依赖于跨境融资来补充资本流动性，且因资金流动性较大较高，对跨境融资需求相对较高，依赖于跨境融资渠道，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的实施对其风险承担行为影响更为明显。为此，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在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跨境融资决策、融资规模和融资强度影响甚为显著；而对大型商业银行的跨境融资决策、融资规模和融资强度的影响相对较弱。
（二）不同商业银行流动性
流动性高低不同的商业银行跨境融资需求不同，当商业银行流动性较低时，商业银行跨境融资需求较大；反之，跨境融资需求较小。不同流动性风险高低的商业银行跨境融资规模和强度不同，当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较低时，商业银行跨境融资规模和强度较大；反之，跨境融资规模和强度较小。因而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对不同流动性及其流动性风险的商业银行存在不同影响，为此，本文运用商业银行存贷比作为银行流动性风险的测度指标。随后，依据银行存贷比的样本中位数，将全样本企业划分为高银行流动性风险组和低银行流动性风险组，分组估计结果见表8。结果表明，在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调节参数调整实施之后，对流动性风险较高的银行而言，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使得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可能的解释在于，银行流动性风险较高时，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实施，更能够对其跨境融资风险实施约束，避免商业银行为缓解资金流动性及其流动性风险而出现盲目的跨境融资，增加其债务水平，进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
八、结论与启示
本文深入解构了输入性金融风险背景下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调整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影响的理论机制，理论分析认为，在面临国外加息、国外产出下降以及不确定性上升等三种不利外部冲击时，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向上调整则可改善信贷资金期限结构、减少信贷集中度；在面临国外降息、国外产出增加以及不确定性下降等三种有利外部冲击时，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向下调整则也可改善信贷资金期限结构、减少信贷集中度，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运用2014—2022年季度层面中国商业银行微观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第一，全口径外债规模和增长率变动能够显著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即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显著抑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第二，全口径外债规模和增长率变动，即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不仅显著改善银行信贷资金期限结构，也显著降低银行信贷集中度，进而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第三，在城市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流动性风险较高的商业银行中，全口径外债规模和增长率变动，即调整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抑制效应更为凸显。
本文的政策启示包括：
一是高度重视外部输入性金融风险对银行活动的溢出效应。既要持续关注美联储、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取向，又要密切注意全球经济发展状况，不仅要积极防范美联储利率政策变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我国银行信贷活动以及实体经济的负面效应，也要全面防范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等外部风险源头溢出影响。
二是在既有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调节参数调整机制。根据不同类型的外部冲击，积极采用顺周期或者逆周期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策略，以优化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强化银行信贷资金调节力度，适应不同行业和企业需求，从而更好地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当面对有利冲击时，收紧商业银行和企业部门的跨境融资限制，引导境内商业银行和企业部门的跨境融资回归“风险中性”，防范外债风险敞口引发的债务风险。当面对不利冲击时，应放松商业银行和企业部门的跨境融资限制，吸引跨境资本流入，增加境内资金流动性。
三是宏观审慎调管理应该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政策保持协同性。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调节参数可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协同配合使用。例如，当出现不利冲击时，上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调节参数，同时降低商业银行基准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既可以协同促进资金的流入，又放大货币政策的效果。此外，宏观审慎管理应该与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共同实现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例如，在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收紧，同时也可适当下调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调节参数，避免过多的跨境资金流入进一步推高经济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