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的内涵、功能、结构优化路径及其在新发展格局下的战略定位。文章指出，金融体系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支撑，需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以市场导向、法治保障和科技赋能为手段，强化普惠性、系统性与国际化水平。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仍面临资源配置不均、直接融资比重偏低、监管协调性不足等挑战。为此，应优化金融服务与供给结构，构建金融工具创新体系，完善监管机制与风险防控体系。文章进一步强调，金融基础设施现代化、跨周期应急金融体系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以及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发展，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路径。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体系；现代金融体系
作者简介：陈柳钦（1969-），男，湖南邵东人，硕士，教授，研究员，历任人民日报社《中国能源报》社评论部主任、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研究员，人民日报社《中国城市报》社副总编辑，中国城市管理研究院院长。现任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院长，研究向为产业经济、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理论。联系方式：E-mail：1821898792@qq.com，手机号码：13911342846。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黑牛城道纪发大厦1-205室陈柳钦收。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迎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机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发展道路应运而生。其核心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体现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路径，并为全球治理体系注入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我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 [1]。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不仅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历史使命，力求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上，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此过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促进社会与文化的全面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中国式现代化以自身特色为基础，力求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从而为全球经济治理和人类共同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这一战略规划不仅关乎中国的发展方向，也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要素，在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推动产业升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既是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其发展水平和推进速度直接决定了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质量、节奏和进程。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3] ,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起基础作用的是以现代制造业和现代装备业为代表的现代化实体经济，起核心作用的是现代金融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 [4],这表述明确了现代金融体系的定位、功能和机制。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系统阐述了坚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本质特征以及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主要内涵，并提出要“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5]。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再次强调：“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 [6]。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作出多项重要部署[7]。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现实逻辑是，在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的新征程上，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以金融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随着中国迈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体系不仅是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方向，更是金融在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和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使命。
二、现代金融体系的内涵和功能
现代金融体系是经济和金融体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推动经济稳定与持续发展、优化资源配置以及保障金融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不断深入，现代金融体系的功能和内涵在不断发展和创新，它不仅仅包括传统的银行体系、资本市场、支付清算等功能，还涵盖了金融科技、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风险管理、信息共享等方面，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样的结构。现代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是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增长、推动金融体系韧性提升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基础。
（一）现代金融体系的内涵
从金融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金融体系是经济体内货币资金流动的总枢纽与调节闸门，其功能的有效发挥对于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金融体系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工具以及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制度安排构成。这一体系形成了一个复杂且动态发展的系统结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层面，都存在较大的空白，这也是全球金融体系研究的一个短板。作为一个经济和金融体量庞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在全球范围内缺乏足够的借鉴经验。因此，针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相关研究必须紧密贴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和发展需求。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曾拥有一个极为活跃的金融体系，上海一度成为远东的国际金融中心。然而，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后，金融部门逐渐萎缩，失去了其曾经的活力和竞争力。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学术界对于金融体系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以银行机构为主，着眼于金融市场组织体系（或机构体系）；另一方面，以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为主，着眼于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建立在此基础上，后来的理论研究中，才逐步出现了“三体系论”、“四要素论”和“五构成论”等不同说法，对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解亦日益多元化。这些理论阐述，虽然在构成元素上存在不同解释，但都不再认为其仅由金融机构或金融市场构成，而是认为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制度、金融基础设施、金融工具、金融产品等多方面元素。当然，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深化和发展，现代金融体系的内涵也将继续拓展和延伸。
金融体系作为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其长短优劣实际上已经由经济基本发展模式所决定，只不过由于金融体系存在不同于其他社会经济子系统的特殊功能使得其表现形式有所差异。我国金融体系从改革开放前大一统的金融模式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即：在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基础之上，大力发展市场导向的直接融资，取两者之长，努力构建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伴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中国亟需构建一个开放的市场导向体系。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条件是由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模式转变。因此，我们要站在国家金融高度，秉承继承和创新相结合的理念，从金融体系传统观点的衍化出发，深度思考现代金融体系结构的衍化和创新问题，考虑以现代金融体系“六要素论”理论框架为基础，详细分析其六要素子体系（即：金融市场要素体系、金融市场组织体系、金融市场法制体系、金融市场监管体系、金融市场环境体系和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丰富传统金融体系的内容、完善其内涵的同时，要更加强调六要素各个子体系之间的统一性、关联性[8]。本文认为，现代金融体系是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调控与监管等一系列金融要素的集合，是这些金融要素为实现资金融通、信用中介等功能而组成的有机系统。
（二）现代金融体系的功能
李扬(2017) [9]认为，现代金融体系应当包含六个功能要素，即：服务实体经济、优化结构、市场导向、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有效监管和开展国际货币政策协调等。吴晓求等(2020) [10]认为，现代金融体系应该从最重要的三个视角，即分散风险或财富管理、支付与清算、聚集和分配资源，来分析现代金融体系各项功能的发挥。综合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本文认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功能主要涵盖清算支付、资金流通、资源配置、风险控制、信息传递与共享以及激励机制等六个方面。一是，清算与支付功能。支付清算是金融体系的基础职能，为商品、劳务及资产交易提供安全高效的结算机制，支撑实体经济正常运行。通过票据、信用卡、结算账户等工具，金融机构提升市场流动性，简化资金流转。转账制度的广泛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货币支付方式，金融科技的兴起进一步推动支付模式创新。特别是第三方支付的崛起，以其便捷性、灵活性重塑支付生态，实现传统支付方式的革命性转型，促进金融体系稳定和发展。二是，资金融通功能。资金融通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功能，通过“积少成多”和“化大为小”优化资金配置。银行体系主要通过存款、贷款、金融工具等渠道实现资金汇集与分配，使储蓄转化为投资。资本市场的兴起拓宽了直接融资渠道，促进融资结构多元化。影子银行等新型金融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融资模式，模糊了直接与间接融资的界限，提高市场整体融资效率[11]。三是，资源配置功能。金融体系通过期限、信用及流动性转换优化资金流向，使资本从低效部门流向高效部门。资本市场通过去中介化机制，使投资者依据风险偏好自主交易，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多元化融资工具、透明的信息机制有效连接资金供需双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资本市场在提升资源流动性、优化经济结构及增强社会福利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四是，风险管理功能。风险管理涉及价格、信用及流动性风险控制，是金融体系稳定运行的关键。市场层面，横向风险分担机制（如衍生品）帮助投资者分散风险，提高市场稳定性。金融机构则通过跨期资产配置平滑收益波动，降低系统性风险。衡量金融现代化水平的标准包括：市场是否具备高效风险分担机制、金融中介是否能实现跨期风险平滑、体系是否具备应对流动性冲击的韧性。现代金融体系通过识别、分担和缓释风险，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保障市场稳定。五是，信息提供与传递功能。信息传递是金融体系的核心职能，资产价格、利率、汇率等金融数据为投资者和企业提供决策依据。资本市场通过价格信号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根据市场对信息的反应程度，可划分为弱式、半强式及强式有效市场，分别反映对历史、公开及私有信息的吸收能力。然而，信息不对称问题仍广泛存在，可能导致市场波动和投资决策失误。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增强市场透明度，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促进公平竞争和科学决策。六是，激励机制功能。激励机制通过合理设计资源配置规则，引导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优化整体经济效益。金融交易中，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通过契约设计、股权激励、股票期权等方式缓解，提升治理效率。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受市场结构、法律环境及金融发展阶段影响，在不同经济体系中呈现差异。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撑，激励机制不仅能促进企业创新，提高治理水平，还能优化资源流动方向，助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不足
中国现代金融体系在支持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科技的快速进步以及全球金融环境的变化，当前金融体系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制约了其稳定性、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金融服务普惠性不足
近年来，我国金融体系取得了长足发展，规模庞大且资金流动性充裕，但金融资源配置存在显著不均衡，制约了经济公平性与整体活力。金融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型国有企业和重点行业，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及“三农”领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大型国有企业因信用高、抵押物充足及政府背书，能更容易获得贷款或资本市场融资，而民营及中小微企业则面临较高融资壁垒。此外，金融资源分布不均，东部沿海地区资源较为丰富，而中西部、东北及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体系薄弱，难以满足当地经济需求。金融机构倾向于在经济活跃、信用良好的地区提供服务，导致经济落后地区难以吸引足够的金融资源，进一步加剧了区域性经济发展不均衡。金融市场的普惠性仍不足，低收入群体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难以获得足够金融支持，金融科技虽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但数字鸿沟问题仍未解决，偏远地区居民难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
（二）金融体系结构失衡，直接融资比例较低
中国金融体系长期以银行为主导，导致直接融资渠道相对不足，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尽管资本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股权融资、债券市场和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工具逐渐丰富，但整体上，直接融资比例仍然较低，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困难依然突出。银行主导的融资模式虽然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隐患：一方面，企业债务杠杆率过高，系统性金融风险增加；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有限，定价机制不完善，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市场的稳定性和投资者信心。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仍以散户为主，缺乏长期投资和机构投资者的支持，导致市场波动较大，创新型企业融资困难。这一结构性问题制约了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影响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金融监管体系尚待完善，金融创新与监管的平衡存在挑战
随着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金融、数字货币、智能投顾等新兴业务逐渐成为金融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部分金融科技公司借助技术手段，通过“创新”绕开监管，进行高杠杆投资、违规放贷等风险较大的活动，这不仅威胁到个体投资者的资金安全，也可能引发更广泛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尤其是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些平台以低门槛、高收益为诱饵，吸引大量资金流入，造成市场泡沫。另一方面，监管体系未能及时适应新兴金融模式的变化，导致部分创新业务未被现有法律法规完全覆盖。例如，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技术引发的金融活动，传统监管框架往往无法有效管控，这使得市场监管呈现滞后性，容易导致市场的无序发展，甚至成为非法集资、洗钱等金融犯罪的温床。此外，我国金融监管体系长期以来以分业监管为主，而随着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的加强，金融业务之间的交叉和关联日益复杂，传统的监管模式面临巨大挑战。
（四）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仍需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面临挑战
尽管中国金融市场在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相比，仍存在明显不足。一是，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储备货币和跨境投资中的使用比例仍然有限，国际影响力相对较弱。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虽然在一些领域取得进展，但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依然较低，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二是，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市场的渗透率较低。尽管近年中国逐步放开外资金融机构的准入，但外资机构的市场份额依然有限，面临许多准入壁垒和监管障碍。外资在中国的参与度较低，制约了市场的竞争力和多样性。三是，国内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较弱，尚未具备与全球主要金融机构抗衡的能力。虽然中国金融机构在国内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国际化进程中，其市场份额和竞争力依然有限，难以有效融入全球金融体系。
（五）金融风险防控压力加大，系统性风险隐患依然存在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的波动性显著加剧，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问题仍然突出。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过高，尤其是一些地方融资平台，负债结构不合理，偿债压力不断增加，导致金融市场承受较大压力。在经济周期下行时，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债务违约风险上升，极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连锁反应。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融资过度依赖银行贷款和高杠杆资金，使得其在经济环境变化时的偿债能力大幅下降，可能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造成冲击。此外，影子银行、非法集资、网络借贷等金融乱象仍未得到有效遏制，给金融市场带来不小的隐患。影子银行通过非传统渠道向市场提供资金，部分业务未纳入监管视野，导致风险难以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和网络借贷平台通过高收益吸引投资者，许多金融产品设计过于复杂，普通投资者难以充分理解其中的风险，易受到欺诈行为的侵害，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六）金融体系的治理结构仍需优化，地方金融监管能力不足
我国金融体系的治理结构在近年来虽有一定进步，但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尽管许多金融机构已进行改革，但部分国有金融机构仍存在政企不分的问题，管理层与政府之间的过度关联影响了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导致决策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金融机构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无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地方金融监管能力相对薄弱，部分地区金融监管资源有限，难以有效识别和防范区域性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往往面临较大压力，容易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方式进行过度借贷，造成债务积压。在金融监管方面，由于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联系，地方监管部门可能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管，导致金融风险积累，影响区域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还有就是，金融监管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协调机制仍然存在不足。不同政策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可能存在不一致的目标和措施，缺乏有效的协调与联动，导致政策之间出现冲突或资源配置的浪费。这不仅影响了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也使得金融体系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时面临一定困难。
四、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的结构优化
在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优化金融体系结构已经成为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稳步增长的重要战略任务。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金融体系面临着多元化需求与复杂环境的双重挑战。因此，推动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的结构优化，不仅需要加强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与金融供给的优化，还需大力促进金融工具创新，强化金融监管和风险防控，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一）完善金融服务体系
通过深化金融服务体系改革，结合市场需求与政策引导，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金融服务的精准性与普惠性，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民生事业的全面进步。一是，优势结合，提高金融服务深度。激发小客户群体潜力，通过发挥政府、金融机构和科技赋能优势，提升金融服务的深度，特别是针对传统“二八定律”下的长尾客户。金融科技使得商业银行不再单纯依赖线下网点和人力资源，而是通过数字平台和移动客户端，拓展与长尾客户的联系，从而将弱关系转化为强关系。优化供应链金融，升级供应链金融服务，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通过数据化、闭环化、风险链控等方式，提供更为便捷的融资解决方案，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二是，功能整合，提升金融服务精度。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大型商业银行应强化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新兴产业的支持，加大信贷投入，推动经济高质量增长。强化中小银行精准服务，鼓励中小银行专注于“专、精、特、新”领域，提供精准的金融支持，帮助解决中小企业的痛点和难题。完善治理机制，加强中小金融机构股东准入和股权结构监管，确保其健康运作，提升市场信任度。通过政策性金融改革，明确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职能边界，推动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提升其在服务实体经济中的作用。三是，政策集合，提升金融服务强度。优化财政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通过高效的资金运作机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推动金融资源精准支持实体经济。创新“投贷结合、债贷组合、银担联合”等多元化融资模式，推动金融工具的综合运用，优化资金配置，提高融资效率，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四是，投向契合，提升金融服务温度。引导金融机构向公共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倾斜，提升服务的普惠性和精准性，满足社会各层次的需求。构建长效机制，将金融资源集中支持农业、农村、农民领域，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二）优化金融供给体系
通过深化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优化商业银行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和推动市场化主体发展，可以有效提升金融供给体系的效率和韧性，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一是，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金融体系的核心，涵盖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金融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国际金融治理等重要方面。与传统中央银行相比，现代央行具备五大特点：合理的货币供给、顺畅的价格工具传导、增强的金融稳定性、独立的货币政策、精准的货币政策工具。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目标是赋予其三大核心职能新内涵，推动金融体系高质量发展，并在全球金融格局中提升我国金融影响力。二是，优化商业银行体系。商业银行应从规模化、同质化发展模式转向多元化、差异化的现代银行体系。国有商业银行需深化改革，支持国家宏观经济战略，发挥行业引领作用。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应完善治理结构，加强风险防控，提升管理效率。非银行金融机构应规范经营，确保与市场需求对接。地方性银行应依托本土优势，深耕区域市场，助力地方经济协调发展，推动金融体系整体高质量发展。三是，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市场的广度与深度，推动各层次市场协同发展，满足多样化的投融资需求；提升资本市场的整体效能，通过机制创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强化市场主体能力建设，完善企业融资结构，提升市场稳定性；加大法治供给，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监管，确保市场公平透明。这些措施将促进资本市场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四是，推动市场化主体建设。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推动特色金融快速崛起，核心举措包括：充分发挥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提升股权融资比重，为经济提供资金保障；加强金融机构股东和关联交易监管，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整合券商资源，提升投资银行的国际竞争力；增强金融机构综合服务能力，推动政府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促进资源整合和产业合作。
（三）构建金融工具创新体系
金融工具创新是指在市场主体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推动下，金融机构通过重新整合产品价格、利率、期限、交易方式、偿还方式和风险系数等要素，设计出全新合同的过程。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不仅可以配合金融政策的实施，还能够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创新型金融体系的建设。一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工具创新中的作用。尽管我国传统金融工具体系已较成熟，但部分模式趋于陈旧，利润空间同质化，超额经济利润获取难度上升。在此背景下，市场机制成为驱动力，积极创新金融工具有助于提升金融机构竞争力，并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同时，创新金融工具丰富市场主体选择，优化资源配置，加速资金流转，提高金融运行效率，推动金融体系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二是，要有效发挥金融监管在顶层设计中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金融创新与监管并非对立，而需保持平衡，既鼓励创新，又防范风险。监管应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引导金融创新健康发展，防止市场过度自由化带来的风险。同时，应积极借鉴国外先进金融工具和模式，提升国内金融服务效率。回顾我国金融工具发展历程，其功能、使用范围、风控能力、信用水平及融资渠道均因创新而不断优化。但与金融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工具仍显不足。因此，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经验，进一步提升金融机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将助力我国金融体系迈向更高层次。
（四）强化金融监管体系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全面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5]。这一要求强调，金融监管不仅要依法覆盖所有金融活动，还需提升监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对监管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标准。一是，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金融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金融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为金融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二是，强化金融法治建设，通过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提升执法效能，为金融市场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增强市场主体信心，促进金融秩序的规范化。三是，加强金融监管协调，构建高效协作的监管体系，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及时识别、评估和化解各类金融风险，防止风险积累和外溢。四是，科学划分中央和地方金融风险处置的职责，完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提升地方金融监管能力。加快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在地方的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形成上下联动、协同高效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更好应对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五是，推行金融风险网格化管理，构建多方参与、责任明确的金融风险治理共同体，激发社会各界共同参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积极性，形成全社会共同维护金融稳定的强大合力。通过以上措施，能够全面提升金融监管能力，有效防范化解风险，推动金融体系稳健运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五）筑牢风险防控体系
金融市场与风险相生相伴，易引发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环境风险、信用风险等多种风险。这些风险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一旦处置不善，就有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重大风险依旧任重道远。一是，妥善处理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防止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和资产盲目扩张。要统筹经济发展与风险管控，确保金融体系在支持实体经济的同时，有效防范潜在隐患。二是，优化存量与增量的关系，以增量优化带动存量改善。推动资源向高质量领域倾斜，提高整体效率。同时，严厉打击“伪创新”，防止金融工具和模式带来风险，并完善市场激励体系，促进健康发展。三是，警惕“灰犀牛”与“黑天鹅”风险。在多重风险交织的环境下，需高度警觉，深入分析风险苗头并快速响应，防止风险蔓延，同时避免轻视潜在威胁，确保金融体系稳定与韧性。四是，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序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既要控制债务增量，又要合理化解存量债务。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政策工具，重点优化城投平台债务结构，降低负债成本，提高债务久期匹配度，以缓解违约风险，助力企业转型。五是，统筹投资与融资，完善融资规划体系，加强地方政府投融资规划与金融政策联动[12]。鼓励市场化直接融资，通过公开市场发债等方式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既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又推动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从而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和可持续性。
五、在新发展格局下构建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1]。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关乎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更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在这一过程中，现代金融体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基本功能在于促进金融资源及各类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激发供需两端的活力，从而提升经济循环效率，成为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关键引擎。稳健的现代金融体系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了坚实支撑，高效的金融体系则为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提供了核心动力，而开放的现代金融体系则为联通国内与国际双循环架起了重要桥梁。因此，必须统筹国内外发展格局，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的适应性、竞争力和普惠性，建设一个符合新发展格局要求的现代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与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一）强化中央银行枢纽功能，推进现代化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建设
金融基础设施包括支付清算系统、中央托管机构、证券结算系统、中央对手方、交易数据库、会计审计准则、征信系统、反洗钱监测系统以及金融法律环境等组成部分，是金融运行的重要通道，是支撑金融资源流转的关键中介，也是金融交易和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建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不仅是构建中国式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任务，更是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保障[13]。中央银行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是必要性和关键性金融基础设施的主要提供者。要全面推动金融服务现代化，必须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作为重点任务。一是，应注重顶层设计与规划的引领作用。在“一委一行一总局一会”（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证监会）构建的金融监管框架内建立跨机构、跨区域、跨市场的监管协同机制，通过科学划分监管领域和优化资源配置，持续提升各类金融基础设施的功能与结构，确保监管工作高效、规范地进行，从而为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坚实保障。二是，突出中央银行在金融基础设施中的核心作用。作为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监管者，中央银行承担着支持货币政策实施、维护金融稳定、促进支付系统高效运行等重要职责。要进一步发挥中央银行在监管和协调中的关键作用，加强其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作，提升监管效率。三是，坚持稳步推进、有序可控的原则，将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保障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通过持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制度安排，增强其应对复杂市场需求和潜在风险挑战的能力，不断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与适应性。四是，推动金融基础设施立法工作。完善法律框架，为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运行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增强市场主体的合规意识和透明度，提升金融基础设施的抗风险能力。五是，服务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制定系统化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通过优化基础设施布局，构建统一、高效、多层次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体系[14]，增强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二）加强跨周期金融支持，构建现代化应急金融体系
从供给侧角度出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之一是解决经济循环中存在的各种堵点和瓶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确保资金流动的高效性和可持续性。金融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通过跨周期调节，为应对经济波动、支撑“六稳”“六保”提供灵活的金融支持。一是，中央银行应当充分发挥其在跨周期调节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通过操作性工具如抵押补充贷款（PSL）和再贷款，引导金融机构将信贷资源低成本地引导至重点领域和优势产业。在此过程中，中央银行需要确保资金流向具有较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领域，同时避免资金的过度集中投向高风险行业，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合理调配金融资源，央行能够为经济稳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同时避免资金过度膨胀带来的风险积累。二是，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当积极探索建立应急融资体系，尤其是在突发经济波动或危机情况下，确保金融支持能够迅速、灵活地提供给有需要的领域。应急融资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完善资金的供给机制，还应有高效、便捷的审批流程。应急授信“绿色审批通道”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通过简化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确保在短时间内为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及时的金融支持，缓解资金流动性压力。三是，商业性金融机构应树立与实体经济，特别是实体企业共生共荣的理念，积极发挥自身在跨周期调节中的关键作用，从而建立健全的新型银企合作关系，这是实现供给端金融支持的关键。商业银行应当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行业周期性特点，主动调整贷款结构，为实体经济提供长期稳定的融资渠道。此外，商业银行还应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升级。四是，金融监管机构应进一步优化应急金融的考核体系、监管机制及差异化管理政策。应急金融不仅涉及资金的供给，更需要监管层在考核指标、监管框架和政策执行方面形成合理的预判与指导。金融监管应着眼于金融市场的流动性、稳定性和安全性，特别是在应急情况下，要确保市场的顺畅运作，同时避免政策的过度干预或执行不到位。五是，监管政策应根据不同的金融机构类型和市场环境，采取差异化管理，确保金融资源能够有效流动，最大限度发挥金融的服务功能。
（三）重构多层次资本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我国金融体系长期依赖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导致企业杠杆率高企、金融风险积累，亟需转型。在此背景下，提升直接融资比重，构建现代化、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已成为金融体系改革的核心任务。这不仅有助于优化融资结构、增强金融体系韧性，还能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是，深化股票市场改革，提升市场效率。股票市场是资本市场的核心，其改革对金融体系现代化至关重要。一方面，全面推行股票发行注册制，优化市场准入，提高发行效率，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强市场透明度，促进资本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加快“僵尸企业”出清，提升市场优胜劣汰功能，确保优质企业获得更多资本支持，增强市场活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二是，深化债券市场改革，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债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优化结构、提升市场深度和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要丰富债券品种，增加可转换债、绿色债、长期债等产品，满足不同投资者需求，提高债市吸引力；要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债券定价市场化水平，增强流动性，促进企业合理负债，降低融资成本；要扩大债市开放，引导国际投资者参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增强我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力。三是，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化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对于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地方经济至关重要。一方面，要支持地方股权市场建设，满足中小企业和地方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另一方面，要助力地方性金融机构发展，提供灵活创新的融资渠道，推动民间信用体系建设，提升金融普惠性和稳定性。总之，加快资本市场改革，优化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区域性股权市场，将有效提升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杠杆率，增强金融体系韧性。通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路径，推动金融体系更加健康稳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四）践行人民至上，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普惠金融体系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5]，其中普惠金融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充分体现了我国金融工作“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 [5]，这为金融发展的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导。金融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人民，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使命。普惠金融的核心内涵正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农户和城乡居民平等享受金融服务，推动社会经济资源更公平分配。金融改革要围绕人民需求展开，实现金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普惠金融已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必须破解金融服务可及性不足和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传统金融体系更倾向于服务大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忽视了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以及农村地区的需求，导致金融资源“高空悬浮”，无法惠及全社会。这一问题亟需通过建设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加以解决。建设中国特色普惠金融体系，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更是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内容。普惠金融不仅仅是金融服务的普及化，还应注重服务的精准性和高效性。通过提升金融服务质量和效率，实现“精准服务”与“普惠共赢”，既能满足经济弱势群体的基本需求，又能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经济整体繁荣。强化普惠金融的关键在于提升服务的多样性、普惠性和可得性。尤其需要关注中小微企业、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地区的金融需求，提供差异化、个性化的服务。这要求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等主体，通过产品创新和模式优化，为这些群体提供更加灵活、可行的金融解决方案。同时，普惠金融体系建设还应注重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确保服务的公平性、透明性和可持续性，以有效防范风险，增强人民群众对金融体系的信任。
（五）以金融科技驱动，完善金融服务创新体系
金融发展方式正从粗放式向集约化、精细化转型，其中科技创新的深度赋能至关重要。金融科技的崛起不仅推动金融体系现代化，还促进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成为提升金融质量、增强普惠性的关键。一是，运用系统思维，拓展金融科技服务内涵。金融科技不仅是技术工具的应用，更需系统化优化金融服务流程和结构。金融机构应聚焦流程优化、数据整合和授信体系创新，提升精准度与效率。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银行可精准识别客户需求，创新个性化金融产品，优化服务体验。此外，完善金融科技综合服务体系，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使更多社会群体和产业受益。二是，加强金融科技治理，提升数字化能力。金融科技发展伴随技术风险与伦理问题，必须构建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金融科技治理体系。治理不仅涉及技术监管，还涵盖数据隐私保护、人工智能伦理和市场秩序管理。政府、监管机构、企业和公众应协同合作，确保公平、公正、透明的发展环境，保障风险可控，同时维护客户权益。三是，构建安全高效的金融科技创新体系，精准配置资源。金融科技创新应增强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和普惠性，特别关注中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和低收入群体。政府与金融机构需根据各类金融需求，定向支持金融科技创新，推动技术资源向薄弱环节倾斜。例如，通过数字金融技术提供无抵押贷款服务，提升普惠金融效率。同时，推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支付、风控等领域的应用，提高金融服务公平性与可及性。四是，坚持科技引领，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创新。金融机构需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与技术企业深度合作，实现科技与金融产品的融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进行精准信用评估和风险管理，使金融服务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同时，金融科技能有效降低风险，构建精准灵活的风控预警机制，确保金融市场稳定。例如，智能风控系统可实时监测交易数据，快速识别异常，降低金融欺诈风险。此外，科技手段还能提升金融监管能力，强化风险防火墙，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总而言之，金融科技是推动金融体系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通过深化金融科技应用、完善治理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并在金融机构中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可有效提升金融服务质量与效率，增强普惠性和渗透性。未来，金融科技将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中发挥更大作用，助力构建现代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新格局。
（六）提升金融“三化”水平，增强现代金融体系韧性
我国金融体系面临转型需求，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是增强金融体系韧性的关键。通过这三方面的改革，可以有效推动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以市场化激发金融体系活力。一方面，要转向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应从银行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符合全球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趋势。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发展对于金融资源配置至关重要，推动资本市场发展是实现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关键。另一方面，要推动金融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化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资产证券化和放松金融管制等，其中利率市场化至关重要。通过市场化的利率机制，市场供求关系可以自我调节，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应通过跨周期设计，构建更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适应不同经济周期的需求。中央银行应依据市场供求变化实施宏观调控，推动资源高效配置，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二是，以法治化推动金融体系健康有序发展。要健全金融法律体系，构建系统化的法律框架，能够规范市场行为，减少风险隐患。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金融活动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保障市场公平与透明。要。加强金融监管，建立有效的法律和监管体系，提升市场透明度，增强市场主体的信任，确保金融体系健康运行。要提高金融机构及市场主体的法治意识和合规能力，增强其风险防范能力。通过法律教育与宣传，进一步提升金融市场的法治化水平，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三是，以国际化提升金融体系的全球竞争力。要加快金融与国际市场接轨，提升中国金融体系在全球的竞争力。政策支持应鼓励金融机构拓展国际市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加强与全球货币政策的协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多元化。要加强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提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全球竞争力，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推动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支持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升中国金融体系的全球影响力。要推动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提升跨境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创新性，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参与中国市场，推动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促进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交流，增强全球金融创新的竞争力。
（七）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核心，构建全方位金融安全战略体系
在坚持“防风险、去杠杆、抑泡沫”总体基调的基础上，应将主动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稳定的核心任务，并提升其重要性地位。这一对于确保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健运行和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一是，要完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构建起更加完善的法律框架，织密金融安全网。金融稳定的法律保障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保障，必须通过法律体系的健全，确保金融市场的秩序与稳定。这包括制定和完善相关金融法规，明确各方权责，规范金融市场行为。同时，还需建立科学合理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确保激励与约束相兼容，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激励金融机构增强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从而推动金融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二是，应建立完善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实时跟踪金融运行压力，不断增强金融系统的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能力。这一体系应当涵盖宏观经济数据、金融市场数据、机构健康状况以及国际金融形势等多个方面，及时掌握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潜在因素，通过数据分析和模型预测对风险进行早期识别和干预，从而减少金融市场波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三是，必须加强金融安全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建设，确保金融监管的统筹协调。金融体系的复杂性要求其基础设施必须稳固，信息系统必须高度透明且实时更新。只有确保信息的及时、准确传递，监管部门才能有效监测到市场动态，对金融市场进行精准干预。同时，完善金融监管的协同机制，加强各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提升监管效能，减少监管盲点与重叠，避免系统性风险的蔓延。四是，完善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以服务实体经济为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途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合作，是实现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双赢的关键。货币政策应保持灵活性，及时调节市场流动性，稳定物价水平，而宏观审慎政策则需要重点防范金融体系内部的系统性风险，包括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和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实体经济，保障金融体系稳定，防止金融过度扩张导致的泡沫与危机。五是，健全中国特色的外汇储备管理制度，保障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和规模的稳定性。外汇储备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好外汇储备，确保其安全、稳定和高效运行，是防范外部风险冲击、维持国际支付和经济稳定的关键。通过健全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可以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避免外汇流动性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稳步增长。六是，必须健全金融风险防范、预警和处置机制，建立多层次、多维度的应急处置方案。有效的风险处置机制应当能够在风险事件初期及时响应，采取适当措施进行干预，避免事态扩大，减少对金融体系和经济的负面影响。同时，需确保各类金融风险的防控策略都具备灵活性和适应性，能够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金融风险。
（作者系钦点智库创始人兼理事长）